【导读】特别关注：调节收入分配，政府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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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初次分配领域，政府需要承担必要的责任。首先，在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我国的商品市场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并且发挥积极作用，但是生产要素市场仍是不完善的，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行业垄断、市场扭曲和分割，以及过多的政府干预。这不仅导致了生产要素配置上的低效率，而且会带来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在一些高盈利行业和领域仍然存在着国有资本的垄断和对民营资本的排斥与阻碍，从而导致了垄断行业人员和高管人员收入高出市场工资水平及其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要正确确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腐败斗争的目标，首先要对这个历史阶段腐败与反腐败的矛盾运动做出合乎实际的判断。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仅要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还要经受住由此引发的各种考验；不仅要完成现代化建设由起步到腾飞的过程，还要经受住改革进入深水区，反腐进入攻坚阶段的种种阵痛；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的某些阶段和某些环节，腐败还将表现出“高发”和“多发”的特征。因此，要通过短期的斗争取得速胜，难度很大。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所确定的目标以及策略，就要防止偏离实际，使工作陷入被动。

核心提示：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也不能例外。而中国核心问题是具有超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如何将其改造为现代化的城乡一体化的现代社会，这是世界难题。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城乡关系及二元结构矛盾。为解决这一难题，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经历了，从传统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到现代化的、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变迁历程。

此次会议对国企高管薪酬改革所确立的两项基本原则是：实现薪酬水平适当、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监督有效，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是改进作风的深化，也是反“四风”的深化，国有企业要做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表率。尤其值得强调的是，除了国家规定的履职待遇和符合财务制度规定标准的业务支出外，国有企业负责人没有其他的职务消费，原先按照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的做法必须坚决根除。

经济活动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最有效地配置资源。能够对资源进行配置的力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市场的力量，另一种是政府的力量。市场的力量，主要通过供求、价格、竞争等机制功能发挥作用，人们通常称之为“看不见的手”；政府的力量，则主要通过制订计划、产业政策、财政和货币政策、法律规制以及行政手段，将资源有目的地配置到相应领域，人们通常称之为“看得见的手”。

对这“两只手”的关系，我们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1978年以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人们谈之色变。改革开放后，我们对市场机制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就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党的十三大提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市场化改革轮廓逐渐清晰。

乡镇债台高筑，有现实原因，也有制度原因。现实中，很多债务是陈陈相因导致积重难返，而乡镇造血能力有限，一任一任领导或是击鼓传花，或是向上边伸手要钱，更多的则是以债还债继续借债发展。而乡镇一级又往往缺乏严格的预算制度，乡镇投资经常是一把手说了算。于是，程序的正当熬不过资金饥渴的焦虑，发展的自觉拧不过填债冲动的大腿，借债成为一些地方“没有办法的办法”。

债务滚雪球，只会越滚越大。有人针对这两个原因开出药方：既要下猛药，严控乡镇投资建设规模；也要重调理，将乡镇一级财政纳入全口径预算，扩大乡镇政府投资透明度，接受群众监督。这服药方，既有内服，也有外敷，断了乱投资的路，也管住乱花钱的手，的确不错。可问题在于：已有的旧账怎么还？资金的“再生产”又如何实现？只有节流没有开源，难免会还了旧债出新债。